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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张秋良文∕图
朝阳历史上先后有几个柳城,汉、隋、唐都曾设有柳城,但汉柳城和隋唐柳城并非一地。汉代柳城位于今朝阳市区南袁台子,隋唐时期的柳城则在今朝阳老城区。经考古发现确认,今朝阳县柳城街道袁台子村东北1公里一片台地为汉代柳城遗址,此遗址不仅有西汉时期遗存,而且还有战国时期燕文化遗存,并在附近发现大批战国时期燕国的墓葬,经专业人士认定,西汉柳城也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酉城,酉城和柳城先后同为一址,故统称为“袁台子遗址”。2007年公布“柳城遗址”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又泛称“袁台子柳城遗址”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标注该遗址为西汉时期幽州刺史部辽西郡柳城县,西部都尉治,尽管所注偏南了些,也基本上符合实际。同书,战国燕地域图定点标注酉城,未予文字标注。
最近,闲适没什么事,遂去了趟袁台子柳城遗址,并邀了当地两位朋友同往。出发前就想好了几个看点,先是参观了布展中的东晋时期壁画墓遗址保护展示馆,又登了村东的王坟山。此山位于袁台子村东,当地人又称“东大包”,是一座10分钟就能攀到顶的小山丘。居高远眺,残雪犹存,西南方,海拔773米的柏山头犹如一匹烈马引领着一脉大山昂首而至;其北,一条大河如银链般东北向蜿蜒了去。眺望此间山川形势,与《汉书•地理志》“柳城,马首山在西南,参柳水北入海,西部都尉治”的记载相符。志文所云,确定了西汉柳城的具体地理位置。有朋友考证,马首山即柳城遗址西南的大柏山,参柳水即汉之渝水,也就是大凌河掐头去尾柳城至下游河段,其本意以靠近柳城而得名,时属地域性称谓。柳城西通右北平郡平刚,东达辽东郡襄平,是辽东和东北腹地通往中原的咽喉枢钮,其战略地位异常重要,乃西汉辽西郡西部都尉治。战国始置都尉,掌一地兵事。秦为郡尉,西汉景帝改郡尉为部都尉,辽西郡仅置东、西二部都尉治,今义县境交黎为东部都尉治,柳城则为西部都尉治。
袁台子一行,由曾任袁台子村支书的朋友袁威峰当向导。袁善于言表,可滔滔不绝背出袁台子的历史,能从史前文明聊到柳城的消亡,且丝丝入扣,绝不跑偏,冷不丁还会冒出一个他所经历或听闻的乡间典故,添些笑料。我们沿田间小路去看柳城遗址,遗址所在的台地上多植枣树,另有几座蔬菜大棚,冬季的田塬空旷萧疏。朋友说,此处多瓦砾和陶片,当地人称“瓦碴子”。北行,发现我们已涉足了一道高约5米的断崖之上,崖的下面为大凌河原河床,早年间,因河水改道西移,土崖大部分已被冲毁,此处断面犹可见人为堆积层和河水冲涮的痕迹。遗址以西有一条季节河,俗称“干河沟”,河沟以西台地,地势较高,上亦植枣树,并多瓦砾和陶片。漫步其间,心生感慨,一座古城池,历经2000多年风雨剥蚀,其城垣早已没有了半点踪影,唯留下一片荒寂沧桑。
翻阅袁台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:遗址现存东西长近400米,南北宽约200多米,残存面积约6万平方米,由于大凌河的冲刷和早年砖厂取土,遗址大部分已经被毁。1979年经考古发掘,在遗址东西200米范围内发现了大量战国及西汉遗存,主要有灰坑、窖穴、水井、房址、粮仓和陶窑等。出土了以生活用具、生产工具、兵器和建筑构件为主的大量陶器、铁器、铜器、石器、骨器和货币,还有陶拍及陶瓦残片等遗物。
据文物资料介绍:遗址西部共发现水井2眼,二井南北并列,间隔43米。其中废弃年代较早的一眼为战国时期遗存,井深从地表到水面达10.5米,井内有二层台,台以下有木构井壁。还发现西汉时期粮仓4座,仓内尚存有碳化谷子,其中最大的一座直径和深度均为4米,经计算可储谷子5000公斤。在遗址东北台地边缘,发现一座窑址,窑址平面呈长方形,残存有火膛、窑床、窑壁和烟道等,应为烧制生活用具的陶窑。另在距遗址东北1公里处发现了另一处窑场和窑址,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绳纹瓦片,其中包括带有“柳”“城”或“柳城”字样的板瓦、筒瓦170多块,还发现了刻有“柳”“城”或“柳城”字样的陶拍。窑场出土的瓦与遗址发现带“柳城”字样的瓦完全一致,可见此处窑场就是为柳城烧制瓦器的一处窑场,也证明了西汉柳城的所在地即袁台子柳城遗址。另在遗址附近发现大批战国时期墓葬,出土了带有“酉城都”陶铭量2件,从而,确立了该遗址为战国时期燕国酉城之说。我曾在博物馆的展柜中看过“酉城都”陶铭量,也看过刻有“柳城”字样的陶拍和带有“柳城”字样的板瓦,至今仍留有印象。
商代柳城属孤竹国领地,周时为山戎地,战国时属燕。《史记•匈奴列传》记载:“燕有贤将秦开,为质于胡,胡甚信之。归而袭破走东胡,东胡却千余里。”柳城应属战国时期秦开辟地千余里之地。“酉城都”陶铭量的发现,可证汉代柳城在前战国时期名为酉城。有研究者析:“酉城”与“都”字连语为酉城都,“都”是春秋战国时期城邑的名。《左传•庄公二十八年》记载:“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;无,曰邑。”《周礼•地官•小司徒》又载:“九夫为井,四井为邑,四邑为丘,四丘为甸,四甸为县,四县为都。”由此可知燕国的县一级建置为都,酉城都相当于酉城县。“酉城”即“柳城”,战国时原名酉城都,秦汉时改都为县,遂为柳城县。战国时期,燕国的辽西郡酉城都即西汉时期的辽西郡柳城县。由此可知,酉城都应是朝阳城最初的名字。
有关柳城的有关记载多见于史籍。《后汉书•赵苞传》载:广陵县令赵苞升迁辽西郡太守,“抗历威严,名振边俗。”苞到任第二年(177年),派人接母亲和妻子,“垂当到郡,道经柳城,”正遇到鲜卑一万多人入塞寇掠,苞母及妻子遂被鲜卑劫为人质,攻打辽西郡。赵苞率二万步骑对阵。苞母隔阵向儿子喊道:“威豪,人各有命,何得相顾,以亏忠义”,赵苞立即发起进攻,大败鲜卑人马。但其母和妻子皆为鲜卑人杀害,苞殡殓其母后,亦呕血而死。赵苞“舍母以全义”的悲壮故事流传至今。同书,唐李贤注曰:“柳城,县,属辽西郡。”据《东北历史地理》:西汉辽西郡治为十四县之首县且虑,近代史学家将其定在今朝阳西境,但未能确指。东汉且虑县废,辽西郡治徙阳乐,故《后汉书•郡国志》始列阳乐为辽西郡之首县。有专家推断,今义县西境柳河源头古城山遗址为东汉辽西郡治阳乐,这种判断已经得到了当今史学界的认可。由此可知,当时的柳城距辽西郡治阳乐并不太远,亦符《渎史通舆纪要•北直九》“柳城东百里即至阳乐也”的记载。
乌桓,也称乌丸,是居住在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。《后汉书•乌桓传》记载:东汉建武二十二年(46年),“匈奴国乱,乌桓乘弱击破之,匈奴转北徙数千里,漠南地空”,遂为乌桓占据。当时,今辽宁西部和河北东北部皆为乌桓所据,朝阳柳城一带亦属乌桓的活动范围。光武帝刘秀曾封乌桓大小首领八十一人为侯王,并设置乌桓校尉统领他们。东汉末年,乌桓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。建安元年(196年),乌桓助袁绍打败公孙瓒后,袁绍假借献帝名义,封踏顿为乌桓单于,封辽东属国乌桓大人峭王苏仆延为左单于,封右北平乌桓大人汗鲁王乌延(能臣抵之)为右单于。后推奉丘力居儿子楼班为单于,踏顿为王,此乃“三郡乌桓”的来历。建安七年,曹操官渡之战大败袁绍。袁绍死后,建安十年,曹操攻破南皮,杀绍之长子袁谭,袁尚、袁熙兄弟逃奔乌桓,联合踏顿,与曹操抗衡。当时,“三郡乌桓承天下乱,破幽州,掠有汉民十余万户”,曹操很生气,为了解决北方的后顾之忧,进而南下统一中原,也就有了史上“曹操北征三郡乌桓”之战。
《三国志•武帝纪》载:东汉建安十二年(207年)八月,曹操北征三郡乌桓,“斩踏顿及名王已下,胡、汉降者二十余万口。”是说曹军经白狼山一战“追奔逐北,至柳城”,斩杀了踏顿及有名的王者多人,投降的胡、汉人有20多万众。《后汉书•乌桓传》又载:“曹操自征乌桓,大破踏顿于柳城,斩之,首虏二十余万人。袁尚与楼班、乌延等皆走辽东,辽东太守公孙康并斩送之。其余众万余落,悉徙居中国云。”所记大致同:把踏顿等名王斩了,其余20余万众降了。析之,这20多万人应包括白狼山之战和柳城失陷后的降者、柳城周边乌桓邑落人口及被乌桓所掠的汉人,以及随袁氏投奔乌桓的汉人。至九月,曹操在柳城等辽东太守公孙康送来了袁尚兄弟与楼班、乌延等的人头,然后把这20多万众划拉划拉全部迁徙到了中原。有说曹军“斩了踏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”,并以三国文人缪袭《鼓吹曲•屠柳城》为据,显然与史不符。其一,“落”,指乌桓聚落群,大小不一,“其余众万余落”乃一庞大的群体,杀光了,“悉徙居中国”从何谈起?其二,《三国志•乌丸传》有关于曹操收编乌桓骑兵精锐,率其征讨四方,“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”的记载,若把乌桓降者都斩了,这些乌桓人马又从何而来?
叙说柳城,往往会联想到“舜筑柳城”的传说,其说始出《唐开元十道略》,我从清《渎史通舆纪要》读到了“开元十道志:舜筑柳城,是虞舜以前已有柳城之地”的记载。上古时期的事距今太久远了,“舜筑柳城”或许真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真实典故?打开袁台子考古发掘报告,可见端倪,在袁台子村附近发现有新时器时代房址、灰坑、壕沟和大量陶器残片,另有石刀、石斧等遗存。在王坟山山顶发现红山文化积石冢和泥质红陶片,与牛河梁第二地点积石冢出土的筒形器相同,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中期偏晚,此时期早于或近于虞舜时代,由此可知,当时,在这片土地上已出现了上古人类生存、生活的聚落址。我们登上山顶,曾在地表上发现散碎的红陶片,上面隐隐约约残余黑彩,捧在手上的文化信息不容你不信,只有发生过,然后才成为了历史,而历史是那么遥远又仿佛近在咫尺。
柳城,大凌河谷道上联通东北与中原的一座重要城邑,从显赫到败落直至废弃,演绎了辉煌也书写了悲壮,而后,黯然落下了历史的帷幕,变成了脚下萧瑟荒僻的一片台地。行走台地之上,浮想联翩,几千年来的物事向我汹涌而来,不禁激发起我的凭吊怀古之情。冰河萦带,群山依旧,历史虽然早已翻篇,却值得我们铭记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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